东阳人文的理性标志。
东汉末年起，中原氏族相继入迁东阳，同时将儒家文化带入东阳。儒家学说的为人至孝、农本为务、为仁由己以及具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 “三纲五常 ”
“三从四德”等逐渐影响东阳人文。然而，成为东阳人文的理性标志，并全面深刻渗透在东阳人文各个领域的是理学。理学，亦称“道学” ，是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它继承并改造了孔孟儒学的义理和研究方法，以阐述义理、兼谈性命为要旨。
自唐垂拱二年(686)析义乌东冲要地及吴宁故地置东阳县治吴宁始 ，东阳就建孔庙，兴县学，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至明隆庆六年(1572)崇正书院立祀叶适、许谦，是尊孔崇儒兴理的勃兴期。正如东阳名儒陈樵 (1278—1365)在《县学辉映楼赋》中所言： “惟吴宁之下邑，实金华之东鄙。猗文儒之至盛，泛弦歌之盈耳，煌煌学庐，岁时肆祀。 ”宋元婺学是浙东学派的一个分支，曾对全国思想界 、学术界产生过影响 ，婺州因此被称为 “小邹鲁” 。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续修黄宗羲 《宋元学案》的全祖望曾评说： “南宋乾(道)淳(熙)(1165—1189)之际，婺学最盛。 ”他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朱熹)学也，吕(吕祖谦)学也，陆(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 ，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 ”且吕曾召朱、陆共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辩论会，以探讨学术，求同释异(史称鹅湖会)，又足见吕学在三家中的地位和角色 。婺学，“博取众说，熔于一炉” ，独树一帜而名闻天下，影响了全国，更滋养了“近水楼台”的东阳。
南宋建炎二年 (1128)，赵公藻创友成书院 ，延吕祖谦主师席 。朱熹、叶适(永嘉学派代表)、陈傅良(南宋学者，瑞安人)、陈亮(南宋思想家，永康人)等，以友成、石洞等书院为基点，或会讲，或授徒。一时间，东阳境内人文荟萃，学术繁荣。乔梦符、陈黼、葛洪、倪千里、赵彦秬、赵彦稢、乔行简、马壬仲、吴洪、李诚之、李厚之等都出自吕氏之门。其中，葛洪、乔行简等，堪称吕祖谦的理学传人。
葛洪，人称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风” ，位至参知政事。他上奏的“一择将帅，二擢偏裨，三公赏罚，四明牒报，五严教阅，六汰冗兵，七厚边储，八修城郭，九立民社，十据形势”的《条边十事》 ，高瞻远瞩，雄辩地实践了理学的“经世致用” 。而他在另一帧疏言中称“今安居无事，非必奋不顾身，冒水火蹈白刃为之忠也 ，第职思其忧为之忠 ，公而忘私为之理学 东阳人文的理性标志李宅《理学名宗》匾额忠，纯实不欺为之忠” ，这是对和平环境下“尽忠职守”的阐释，又始终扣住了理的根本。乔行简，位至左丞相，人评“历练老成，议量弘远，居官无所不言” ，他对“风节素著，持正不阿，廉廉有守，临事不挠，深忧远识，高出众见，忠言至计，有补圣明者”大胆举用，特别是将钱时、吴如愚两位当时的隐逸之贤请出山，鲜明地昭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大理” 。他上疏宋理宗，要求确守“求贤、求言”二诏的初意 ，持“贤路当广而不当狭 ，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足显其秉忠直言的理学风骨。而他对“上以罔人君之聪明，来天下之怨；下以挠官府之公道，乱民间之曲直” ， “借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设众人之誉而进拔憸人，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的官场腐败，直当皇面给以有力抨击，又足显其独当一面的雄才大略。
葛洪、乔行简是南宋时期东阳人才群落的杰出代表，是婺学的佼佼者，他们以自己的理学成就，经世理纲，以鲜明的政治观点、思想方法和人格魅力，在官场打出了“东阳理学”的品牌。葛洪荣归故里，创设义塾，延师育人；乔行简一生奖掖后学，关心桑梓教育。葛洪所著的《奏义杂著文》《蟠室老人文集》《涉史随笔》等，乔行简著的《孔山文集》《周礼总说》等，无疑又给社会，特别是他们的故土东阳，带来“理”的灼熏。
到元代，东阳又出了两位终身不仕的理学代表，一是许谦，一是陈樵。
陈樵(1278—1365)，字君采，亭塘人，元末隐居小东白山訚谷涧少霞洞 ，常着鹿皮衣，自号鹿皮子。性至孝，幼承家教，继师事李直方，受《易》《诗》《书》《春秋》之学，苦心孤诣，历40年， “恍然领悟，得独到见解” 。陈樵终身辞官不入仕途，但其文章清新超逸，自成风格，被喻为“挺立孤松” 。虽然其平生足迹未越出家乡，知名人士却多有投书咨询。明初文学家宋濂、杨维桢对其学说造诣极为推重 ，而郑善世在 《经世要言》中称陈樵经学有独到见解。可见，陈樵学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集婺学大成的当推许谦。许谦生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卒于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许谦年幼而孤，先由继母口授《孝经》《论语》 ，稍长则自立课程，昼夜攻读。30多岁师从理学大儒金履祥，用他自己的话说： “既至壮年，始逢大匠，洗故学之荒陋，开大道之坦夷。 ”在金履祥门下，探治学之门径堂奥，悟修身养性之正道，遂成为金氏传人，并最终与金氏齐名，成为“浙学中兴”之“四贤”之一。正如元史所评： “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 ”
许谦授教，坚持“经世致用”的理学原则，始终贯穿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学、问、辩、思、行之序” 。他特别重视人格的培养，他为八华书院制定的学规，就阐明了“心静明理之本，貌恭进德之基，刚毅乃足自励，谦让可以求益，有善当与人共，有恶勿忌人攻”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诚信，认为： “天道一于诚，人之性一于信，能尽人之信，则能契于天之诚。 ”他讲天道人性，剔除了某些理学家 “玄”的成分，而重在揭示可见可行之“径” 。他以“学不厌，教不倦”的为师精神，以“己有知，使人亦知之”的博大胸怀，以“随其材分，咸有所得”的教育诚心，以“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的鲜明特色，为“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造就了大批人才。义乌金涓、朱震亨，金华胡翰，浦江方仲观，永康吕浦，东阳蒋玄、李唐、杨仲齐、马道贯等学术名人，都出自许谦门下。许谦集成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博采众说，经世致用，治史鉴今，教书育人”的婺学主张。正如人评“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大，到许子而益尊” ，许谦将一方理学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东阳理学底蕴的厚积不仅在于乔行简、葛洪、许谦、陈樵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学者儒生名人薪传大家的共创，也在于东阳是一块繁生书院的热土。宋室南迁， “衣冠南渡” ，理学方兴未艾，加之压制政策渐为散箍，讲学收徒渐为自由，政府对私学公开支持，以及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书院应运而生。中国古代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共有7000余所。这些书院往往选择环境幽静秀丽、山水奇美的胜地而创建，因此，可称为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地方 。
书院是儒家理学的圣地 ，它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旗号，热心倡导学生积极“入世”登仕，经世致用，为国为民作贡献。书院聘请名师讲学，名师出高徒，在书院进修的学生大多能学有所成。正如岳麓书院至今仍高悬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所昭示，书院是学问的营垒、人才的摇篮、成功的基地。
南宋，东阳成了“衣冠云集”之地。南宋宝祐 《东阳县志·序》 ： “宋之南迁，理学弥盛……时邑之内外，士类骈集，各抱才气学术，项背相望。大家多创书院以教乡党子弟，诗书讲诵相闻，旁郡他邑不及焉。 ”创办书院成了东阳人最崇高的事业，进书院读书则成了东阳人最理想的追求。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城南溪东(现大寺下附近)首创友成书院至光绪末年(1908)巍山长安庙(今巍山中学校址)的坦然书院告成，近800年中，东阳史载的书院林立，其持久不衰的盛况可想而知。
创办书院，是一种“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 “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 ”的崇儒善举。
石洞书院的创始人郭钦止以学易游，辟奇洞为书院， “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田，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 。延聘叶适执掌师席，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陆游先后往来其间，讲学论道，切磋交流，其中朱熹曾四次来此客居，并修书题识。郭宅吴崇福将高塘庵改为高塘书院，礼聘一代文宗钱文子主师席，儒生纷至，学者接踵，年登录入册达500人。她不惜变卖奁饰，为学子供给米盐，其对书院呕心沥血的所作所为，为东阳人兴教办学、崇奉诗礼树立了丰碑。由许孚吉创办的八华书院 ，聘许谦主师席， “学者翕而从之……皆不惮百舍来受业” 。卢宅、巍山、李宅、郭宅、黄田畈等望族大村，都有各自的书院，仅长衢(郭宅)就有过出名的书院7处，而卢宅先后在村内修建过多处以书院为主的教育建筑，如此等等，足可证明书院在东阳人精神生活中的崇高地位。
理学催生了书院，书院孕育了理学。一方面，理学造就了大批人才，入世致用，为东阳赢来光辉；另一方面，理学深刻地影响了东阳社会精神生活物质建树和思想意识的整个人文构成。
崇儒励志，是东阳望族最崇高又最普遍的追求。理学对东阳教育的影响当然是最为厚实而深刻的。理学与教育的相融相生 ，相辅相成，使东阳成为名闻遐迩的教育之乡 。这么多的书院、义塾，千百年来为东阳教育鼎定了长盛不衰的基础。这些书院、义塾又吸引众多的名人大家来东阳传道授业，更吸引天南海北的莘莘学子慕名而至，东阳自然成了知识的温床、育人的摇篮。东阳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强调教育者“身体力行” “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 。一代宗师许谦， “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的教育形象，不仅是他个人形象的刻画，也可视为东阳教育者传统形象的写照。 “有教无类”的儒学思想，可以说是决定东阳人命运和东阳文化教育定位的一道法符。 “有志者习举业，迟钝者也求通章句。 ”这种基础教育普及的理念在东阳传承了上千年，尽管不可能人人成为“读书人” ，但这种观念，一旦转化为民风，就自然强有力地促使父母兄长 “不惜典屋卖地，供子弟读书” 。这种民风，给了穷人“出山”的机会，为刻苦读书的学子铺了出人头地的台阶 。如果说东阳人特别聪明 ，那是因为东阳人肯吃苦、肯读书，是“有教无类”给了东阳人特别厚实的教育基础。 （王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