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哲学的传播践行寻绎邑” ，仰“慕范文正(范仲淹)之为人，立义塾，以教乡里子弟几百人，供给衣粮、庖湢者，余四十年” ，再一次重建横城义塾 。根据蒋伯康夫妻遭遇不测之祸 、同时卒于明洪武十六年（1393） ，以及蒋伯康办学“四十年，用是造就成材者亦多”的事实，大致推测横城义塾的这次重建时间，应当在 1353年左右。而十年后的元至正二十三年 (1363)盗寇侵犯东阳 ，焚毁“世家横城”房屋，虽迫使蒋叔纶等侨居 “禹山之阳”的南上湖，但横城义塾并没有停办 。
1357年朱元璋在金华建立吴王政权，1364年在南京称帝正式建立明朝政权，东阳社会方趋安定，横城义塾也不再受社会因素的干扰，持续四十年的办学时间。
相关材料显示，宋元时期的横城义塾，不论遭受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在其创办、重建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一如既往地执行义塾开创之初方逢辰定下的纲纪学规。继方逢辰后执掌师席的乔见山、陈霁月等学者“为教，悉遵其(指方逢辰)旧法” ；蒋玄见方逢辰“首取朱子所录圣贤格言于白鹿洞 （书院）者”和“又采吕氏所订义约行于乡者 ”的“刻石仆卧地盖五年” ，建怀远亭以藏之， “以寓其意” ， “庶几后来者不迷其所本” ；蒋伯康更是“宏其制度” ，改进、完善了横城义塾的制度章法，弘扬光大了横城义塾的社会影响， “复振先烈前后四十九年” ，使“蒋氏横城义塾之名”日“著于天下” ，自己的声望也“甚见重于当时” 。所以对横城义塾的研究者来说，了解、知晓方逢辰制定的纲纪学规，无疑是件基础性的工作，它既是横城义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横城义塾能够招来学者、所谓“户外之履沓至”的关键所在。
归纳方逢辰在横城义塾的教学思想 ，主要表现为：首先是道德范畴的“德、业相劝”理念。方逢辰认为，教书育人，不过是“各自进修” “躬行日用”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纲常而已。具体到日常生活，就是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居家能父兄、教子弟、御妻孥，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只有真正自觉实践这些“读书习礼、理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等为主要内容的“德” “业”双修，并且能“各自进修、互相劝勉” ，才能实现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对如何达到“德业相劝”的目的要求，方逢辰列举了一些“士之不当为”的具体“过失相规” ，告诫学生们“各自省察”有无“酗(酒)(赌)博斗讼” “行止逾违” “行不恭逊” “言不忠信” “造言诬毁” “营私太甚” “交非其人” “游戏怠惰” “动作无仪” “临事不恪” “用度不节”
等“犯义之过” “不修之过”行为。一旦发现学生有不良举止，首先是同学间“互相规戒” ，劝说改正。如若“不听” ，则告诉“掌教导之事、以身规矩之”的“学长” ，由他“谕以义理，诲谕之” 。再若“争辨不服” ，最后由职“掌学规”的“司纠” “弹(劾)之” ，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罚一直”日以至开除“摈之”不等程度的处罚 。方逢辰称，所谓“过失相规”等“禁防之具” ，不是“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焉 ” ，而是需要学生们自己怀有 “戒谨而恐惧”之心，“日以此存省，而必以此责之于身” 。如果学生们能用这样的标准“自待其身” “自厚自重” ，必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士君子” 。
其次是学业循序渐进原则。鉴于当时社会“为学往往用心于科目，而弗裨于身心” “师友之往教，以圣贤为己之学，开导后进而犹有利禄之诱”的弊病，方逢辰矫枉过正，拟定了横城义塾的终极目标，不是以孜孜追求科举功名为目的，而是以培养既能“见义必为” ，又能“勇于义”这类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为己任，从而其制定的相关学习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一旬以九日读圣贤书，讲明穷理正心、修身治人之道；以一日习科举业。可谓本末兼该也” 。方逢辰认为， “史评所以考索理乱之木，论说所以辨析义理之微，策略所以讨论经济之具” ，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推断能力，具有相当的实用功能，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横城义塾的学生必须在每日的学习“日程”中，在详解通晓四书五经的基础上，还要接受“午后” “晚刻”时期“史评、论说、策略”的日常考试，并且将其结果“正之书簿” ，作为学生由“陪供生”升为“行供生”的考核标准之一。
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方逢辰一方面沿袭了传统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为学之序” ， “思辨” “穷理” “圣贤之正道”和“圣贤之法言” ，并且用每天“签请三人，以隔日所读书 (《四书》和《通鉴纲目》等史书)对本各随所见，详解说大义一遍”等形式，监督、考核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的形式，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时的横城义塾规定，月覆季考合格的学生，除可以砻石题名、 “足以占人生平之所为”外，前三十名还可以得到“绿罗一端、 《通鉴纲目》一部、 《晦庵全集》一部、笔二十枝、墨四笏、魁卷纸一副”乃至“魁卷纸一副”依次不等的币帛、书籍奖赏。每日抽查“课试”考评为一、二等者，可以享受免交一天钱米的 “行食”待遇，三、四等者则依次“赏一分”或“赏半分”的钱米。这对需要交纳斋用一百文、食米六贯费用的学生们来说，可以因此而免除一部分费用，无疑有相当的诱惑力。这可能是横城义塾吸引东阳周边县市学生来校学习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吧。
再次是处事接物基本要求。作为一个由科举入仕的知识分子，方逢辰深知， “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 ，只是加强自身内在修养的一个方面，经世济时、服务社会才是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彼岸世界的最后到达。中国古代士大夫历来以“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由内及外、由个人向社会延伸 ，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目标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养成良好的待人接物习惯，既是实践书本知识的需要，也是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礼仪要求，更是传统社会的道德约束 ，所以方逢辰十分强调横城义塾学生们的日常行为准则。
方逢辰概括道，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乃是先圣前贤教人如何处世、如何接物的总原则。但由于每个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 “礼俗相交”于日常行为中的一举一动，必须有具体的内容条款，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才能达到其目的要求。为此，方逢辰特别选“取日用常行不可缺者，证于古而酌于今之所行 ，依于礼而通于俗之所便 ” ，列举“造请拜揖” “请召迎送” “庆吊赠遗” “患难相救”的一些具体内容，要求横城义塾学生们做到 ： “凡宗族亲戚、朋友邻里有吉事，则庆之；有凶事，则吊之” ； “贫乏”无助、 “孤弱”无依，则“以财济之” ， “毋令陷于不义” ；对于尊长少幼的相遇宴请 ，更是要礼节周到 ，细微慎密，如“遇尊长于道” ， “则趋进揖” ； “俟尊长已过，乃揖而行” ； “请尊长饮食” ，一定要“亲往投书” ，不能简单地派个人吆喝一声就算完事；尊长“既来赴”宴，主人第二天必须“亲往谢之” 。方逢辰坚信，只要学生们能够“据此而行” ，一以贯之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自觉地实践着行为准则的任何小节问题，不违背当时社会的礼仪习俗，不违反传统的道德约束，一定能够成长为一个有“士君子之行”的“彬彬” “美才” ，不辜负横城蒋氏创办义塾“淑后学之志”的厚望。
寻绎最后是义塾内部的管理维护制度。根据南宋辛酉年(1261)、甲子年(1264)、丁卯年(1267)题名录可知，横城义塾兴盛时，每年都聚集了一两百位来此求学的学子。为了有效、有序地维护义塾的生活秩序和教学秩序，方逢辰建立了横城义塾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其中有包括“九日读书” “一日习举业”的“月程”安排、每日分阶段学习不同知识的“日程”功课、邀请塾主和初考官参加的“举业”考试等为内容的学习制度，以及效法官办府学、县学的管理模式，设置学长、学谕、直学、司纠、司宾、司计月轮请、司计日轮请、司膳日轮请、斋长等管理人员，明确不同的内部分工，各司其责，由专人负责义塾内部各种工作的管理制度，由学长“掌公堂教导之事” ， “凡讲说书、史，诸生有未通者” ，必须“敷陈义理而申说之” ；学谕也“掌教谕之事” ，不过是在学长公堂教导之后 ，再为“诸生有未谕者” “敷陈义理而申说之 ” ；直学“掌书塾一切事务” ；司纠“掌学规及每日谒祠会揖……之礼”的执行情况，处罚犯有过失的学生；司宾“掌宾客迎送交际之事” ；司计“掌一月金、谷出入之数” ；司日“掌公堂一日事务”
和住校“坐斋人请假员数” ；司膳“掌一日公厨之事” ；斋长“规矩一斋之事”……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致的制度措施的落实，保证了横城义塾不受其它因素干扰，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办着发展着，从而达到教育学生“起居出入有度、登降揖逊有数、周旋游息有矩”的目的。
如果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评价方逢辰办学思想的话，可以发现，方逢辰的“德业相劝”理念、学业循序渐进原则、处事接物基本要求，无疑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再现和传承： “德业相劝”就是封建士大夫“诚心” “修身” “独善其身”和“达则兼济天下” “治国”
“平天下”思想的具体量化；学业循序渐进则是《礼记·中庸》中关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学习之序的全盘引用；每月“月程”和“日程”学习、考试的大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庸》等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及朱熹等人撰写的《通鉴纲目》《近思录》等范围上；处事接物基本要求则完全是从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角度出发 ，按照封建伦理的规范礼仪，培养合乎当时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有关这方面内容，方逢辰自己也直言不讳，承认横城义塾的很多东西，是他“特取圣人所以教人之意而揭之 ” ，基本取材于宋儒朱熹的 《白鹿洞规》和吕大临等人的《蓝田吕氏约》等内容。
如果方逢辰仅仅停留在照抄照搬朱熹《白鹿洞规》等教条规矩，抱残守缺，以此来作为主师席横城义塾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对横城义塾、以及来此求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最终能导致当时的莘莘学子们来到东阳横城义塾这么一个相对知名度不高的义塾来学习，关键在于主师席的方逢辰在对学生们讲明义理，不是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究研讨，成为迂腐学者，而是强调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效果，要求在学生在知晓其义理的同时，能够达到“躬行日用之” “自求相劝之益” “有所作为增益” “求为观听之美”的实用功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与一般开设的启蒙教育书院义塾不同，横城义塾一开始招收的莘莘学子，就是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成人学生，社会阅历、接受能力要相对强一些 。针对这样的有利现实，固守“君子喻义” “不喻利”信念的方逢辰规定：横城义塾的“月程”安排为“每旬以九日读书讲明义理 ，以一日习举业” ，改变以往书院私塾埋头经书 、不闻窗外事的陋习 ；由学生自己轮流担任司计、司日、司膳、斋长等管理人员，负责义塾内每个月、每一天、每个宿舍的吃喝住行事务，培养学习、工作的具体管理能力……每月的课试策论，方逢辰更是十分重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赋诗词考试，而是联系当时社会的治民强国现实 ，总是提出诸如“汉民力善治如何论” 、包括“兵机策”在内的李靖《武经》 “七书义五道”等强调学以致用的问题，将它打造成学生对现实生活、客观世界理性思维、认真探索的训练场。
“横城义塾辛酉年 (1261)课题”表明，方逢辰在主师席 “课试”时，除了考查学生对《易》《书》《礼》等四书五经的理解、掌握程度外，十分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题说、策论。如“二月分上旬课试 ”题说是“治具者，所以为治之道也 ，卷之则为道 ，张之则为为礼 、乐、刑、政” ， “四月下旬课试”题说是“有中兴之机，则必有中兴之辅；有非常之才，则必有非常之任。天耶？人耶？ ” ， “五月中旬课试”题说是“汉民力善治如何论” ，要求学生答卷“限五百字以上”才算合格。可能是南宋的国运日厄 、每况愈下的缘故，方逢辰在“五月分拟试”题中，特别选取军事训练和教学的 《(武经)七书义五道》内容，要求学生“限五百字以上” ，就“习战以成其节” “修己、任贤纲领如何论”等问题，陈述、阐发如何救国救民的富国强兵策略。为了给学生以示范作用，方逢辰自己也洋洋洒洒地撰写了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发表对时事的独特见解，认为南宋末期“理内御外”的“根本之计” ，就是要重视“国寄倚” “以为命脉”
的货币发行、 “军饷恃” “以为元气”的和籴、 “民安而数自辨”的百姓生计、 “各得其材”的官员任用等“内治不容不急”问题。统治者只有抓住这些“致理之要” ， “以细务责人，专大事而独断” ，才能扭转弊病百出的时局，摆脱错综复杂的社会危机。
从挽救南宋末期日趋衰亡的治国自救策略角度评判的话，方逢辰的这些举动和他所阐述的议论见解，也许是书生气十足的纸上谈兵之举，无补于国家的安危存亡，但从横城义塾的办学角度来说，它拓宽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启迪了学生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明白了知识的学以致用功能，真正起到了横城义塾有别于普通书塾、不以培养学生科举入仕为目的的作用。继方逢辰后主师席横城义塾的陈一中 、刘汝砺等硕儒名彦，一方面出于义塾“有功于后学者不少” “合以成一段美事”因素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认为方逢辰“教法方新” 、有可取之处，从而不顾自己“精力不逮”原因，来到横城义塾执掌师席之位， “一循蛟峰（方逢辰）之旧” ， “考德问业、论说义理” ，要求学生“持心以义，处事以义，致君泽民皆以义” ，发扬广大了方逢辰的办学理念，反过来使得横城义塾的知名度日趋提高，来此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当时文献有学子“登笈日益盛”之赞叹。
由于材料的缺乏，无从知道横城义塾是否培养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因而也没有办法给予其确切的地位评价。但综合现有资料分析，在宋元时期创办的东阳书院义塾中，横城义塾还是取得了相当成绩的，否则，传说的明朝开国文臣宋濂不可能从浦江来到这里从师求学，并题留“两朝义塾”之匾额；元儒黄溍、明儒方孝孺等学者也不可能为之撰写《怀远亭记》《嘉瓜诗跋文》等文章。更何况在横城义塾就学过的蒋玄、蒋伯康等人，都是见义勇为的地方乡绅， 《（道光）东阳县志》称他们“细民窭者，贷以粟，不取其赢” ， “岁饥有仓，行旅经其门，有资给。死有膊，而婚嫁者有助” ，曾经两度恢复、重建由于各种原因而停办的横城义塾，造福地方学子，恪守横城义塾积极入世、以义处事的优良传统，保持其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之不坠。从这个角度说，也许在横城义塾里就学过的莘莘学子在后来的日子里，只是众多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普通人物而已，但通过蒋玄、蒋伯康等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横城义塾的创办、教书育人，是相当成功的。
（楼天良）寻绎横城义塾于南宋景定元年 （1260）创办。蒋氏家族建屋四十楹于居庐左偏 ，以为诸生肄业之所，由蒋沐（1217—1284）执掌义塾。蒋沐之后，其子蒋吉相、孙子蒋玄，曾孙蒋伯康一门四代办学，起迄跨度计120年，虽中有废止，然其教学之风一脉相承。
横城蒋氏源自西周的周公旦之后，周公的第三子伯龄受封期思蒋国，后裔以国为氏。祖上有重文兴教的传统，后裔历代遵循，兴办教育不辍。南宋期间蒋氏家族勤俭持家，家境宽裕。
蒋浦、蒋沐、蒋淳三兄弟决定创建家族义塾 ，供乡党学子求学，施居所之左，教学房屋四十楹，供学子作教室，宿舍。家族成员进行分工，由长兄蒋浦主管操持家务农活，以农田粮食收入提供校务一应开支。蒋沐、蒋淳专管义塾事务。为了把义塾办得有成色，聘请当时本邑知名文人担任塾师。闻知状元出身的方逢辰时赋闲在家，蒋沐亲自赶往严州府淳安县清溪村拜访聘请。方逢辰（1221—1291）系淳祐庚戌年 （1250）状元，由于丞相贾似道擅权朝廷，隐迹在家，设课施教。蒋沐登门造访，畅叙办塾为子弟学以致用，颇合心意，欣然应允。
学规礼俗方逢辰至横城，担任义塾主师席，明确教育方针，制订了教规、学规及一系列章程制度：
每一旬以九日读圣贤书，讲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一日习科举业。同时详细地制订道德修养、规章。在礼堂上以座铭列明《公堂揭示》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交，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明《学之五序》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处事接物》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处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于礼堂之东侧墙壁 ，列明《东序揭示》 。 “德业相劝” ：肃政教，事长上，睦亲故，择交游，守廉介，广施惠，决是非，解争斗。 “过失相规”明确犯义之过六类：酗博斗讼，行业逾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不修之过五类：交非其人，游嬉怠情，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犯规之过二类：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
于礼堂之西侧墙壁列明 《西序揭示》 。礼俗相交有四类 ：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迎送，庆吊赠遗。患难相救有七点：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同时注明每一小类之细节条目若干，要求每位学子修身、养性。以中国文人典型规范行为举止习惯，以掌握治国平天下所需知识和才干。
学规中有严格的制度纪律，悖慢师长，凶搏斗殴，摈之；秽言毁誉，聚议非僻，罚之；笑语喧哗，出入不告，罚之；会揖不至，司日不职，司膳不职，罚之。
还制定朔日团拜，听鼓后，职事及诸生，或深衣或小衫，先出以序立于先圣先师祠前，北向西上，俟师至，致恭退，遂升堂序之，恭揖。昏鼓后，升堂，揖而退。职事诸生有干事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