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书院常以精舍、书舍、讲堂、书堂、草堂、山馆为名，是古代中国士人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研书、刻书、教书、读书等活动，实现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教育的场所。东阳书院从性质上来说较为复杂 。相对于官办书院，宋时东阳民办书院多取名为义塾或塾，如以义塾为名的有石洞、南园、高塘、西园、卜氏、东庄、东山、横城、安田等；以精舍为名的有友成、南园。明代以精舍命名的书院有竹岩 （彭山书院） 、东峰（岘峰书院） 、遂初等；还有一些以家塾为名，如南宋学人王奕建的“东川山馆” ，具有书院的全部功能，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书院。而到了明清两朝，很多家塾却往往以书院命名。道光八年本《东阳县志》也把宋元义塾放入书院之列。故东阳的书院、义塾、家塾不可一概而论。
兴办原因早期东阳没有官办书院，多为家传或私相授受。东汉末年，许孜拜豫章太守孔冲为师。南朝梁龚孟舒居东阳栅谷，师事邻人周学日冉，达阴阳，善名理，这可能是东阳境内最早私人教学的记载。隋唐间，楼井夫人李氏延师课子，其孙楼雅 （621—693）字太和，随父居东阳黄信坑， “客厅书舍，莫不完美，款师待亲友” ，延师以授子弟 ，进士聂恭曾从其游有年 ，这是东阳家塾的早期记载 ，且有外来学子，已经带有书院性质了。
唐代，东阳开始兴学重教 ，据传唐后期有舒元舆读书的玉玺院（址在夏渠崇正书院附近） 。唐末罗隐居东阳，在东阳城南勒马峰涵碧亭读书著书，人称昭谏书堂 （《云林石谱》） ，后人建有栖贤庵。南宋时期，邑人许中应还称“罗隐书堂尚可寻” 。
昭谏书堂有书院性质，但关于罗隐教学传承情况缺少文字记载。
北宋时东阳书院记载为数不多 。真正有明确记载的书院是大儒张志行于北宋宣和年间创办的 ，南宋儒学大师吕祖谦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 ，张志行就试因直陈时事得失 ，不合于执政， “归隐东阳，为大儒，士子多从学焉。日惟以文赋自娱，彝伦为乐，优游乎礼义之场，涵泳乎诗书之圃，师徒问答，若将终身。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立书院以延末学，置义田以惠宗姻，设劝节田以励风俗，甚著声誉。 ”据张志行诗文推断，其书院应该办在白云洞附近 ，一直延续到南宋绍兴年间 。教学以师生问答为策略，以延末学为目的，教学内容涉及礼义伦理诗书文赋，为书院膏火有继，也置义田，当时名声很响。可惜这书道光《东阳县志》书院义塾记载院的名字没有记载下来，只能以其字姑且名之“公泽书院” 。
书院的兴起与繁荣 ，与当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东阳书院真正兴盛是在南宋 。
乡村贤达创书院 、义塾，群众性的兴学重教之风一时勃兴 。南宋东阳书院兴盛的主要原因是：
1.县衙财政困难 ，官学低迷不振 ，民办书院的产生填补了官学的空白 。据《宋史·选举志》载： “绍兴八年，叶琳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辞。 ”而官学教学资源短缺，已无法满足士人求学的需求。
2.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科举取士的扩大，促使民间书院的发展，民间书院的发展促使东阳教育兴盛，产生大量进士，东阳宋代文武进士213名，多在南宋。而这些进士官员退下来后，多兴办书院。如参知政事葛洪致仕归里，首置义塾，教育后学， “延师教育后辈，一以丽泽斋规为准” 。宰相乔行简退休后办孔山书院等。
3.唐代开始，士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工商业发达。特别是南宋东阳经济迅速发展，原有的与新兴的东阳望族 ，开始注重文化教育事业 ，自筹款项，互相争攀 ，纷纷置田设学 ，创建书院 ，如安田义塾 、陈氏义塾、友成书院 、淇阁书院等 ，东阳书院教育随之蔚然成风。
4.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加上文化重心南移 ，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特别是理学的发展，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等人 ，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 ，承担着“讲道” “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书院的兴起与发展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吕祖谦门人办书院的也很多，如乔行简办孔山书院，赵彦稶在月塘里创淇阁书院，并自任山长；马壬仲在家创书塾；葛洪在乡创办书院。张九成门人郭钦止办石洞书院，朱熹门人黄从办雪堂书院。
5.东阳书院受佛教禅林的影响较大 。寺院带动书院 ，一则寺院藏书较多 ，便于读书人选读；再则寺院地处山间 ，幽静的环境适宜学生读书 ；三则寺院的烛火长明 ，寒门子弟可以借光读书 ；四则寺院的宣讲传道方式给书院提供不少组织制度 、教学方式、教育内容的参照。
隋唐时期，东阳有天台宗祖庭天宫法华等寺院，其余多有教院，其中常乐院、灌顶院等本为佛教禅院，禅院厢房成为族内学人为子弟教学地点 ，开始具有书院性质。厉氏宗谱记“中兴、灌顶，两名刹即刺史公、都督公讲学之所” ，可见东阳学者在寺院讲学唐已有之。东阳民间书院许多源于寺院精舍，一些书院以精舍命名，精舍浓缩了儒佛道数百上千年的讲学经验，也为书院所接受，而很多书院就办在寺院里，甚至取代了寺院。书院的校长多称山长，也源于佛道称呼，而蒋哲下帏讲学传法寺龙山书院则以方丈自称。
乔行简读书法兴寺如意轩书院，厉文翁改寺庙为甘泉精舍，陈桂讲学元宝观，单道传其父叔仲兄均肄业于常乐寺。八华书院依景睦庵而建，传法寺为蒋龙山会诸贤之讲席所在。明代进李氏进士匾额概述士李学道少时就读于定光寺，卢宅卢洪量在宝轮寺旁办的岘峰书院，巍山赵氏办的慧业书院、坦然书院、会泰寺书院、紫衣山书院都依托寺庙庵堂而建，六石东边的法宁寺明清时期也是书院所在，清代学人卢衍仁讲学耆阇寺，杜之纲、吴国墀讲学于三竺庵，与寺院的亲属关系也成为东阳书院的一大特色。三竺庵则于同治年间改制成了崇正书院。
6.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各种教学活动及研究活动提供了便利。东阳书院藏书极为丰富，有人统计宋朝藏书万卷以上的书院近 30家，而东阳的南园书院、石洞书院、高塘书院都在万卷以上 。东阳印刷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大量刊印书籍，使书院的藏书日益丰富 ，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东阳成为浙东文献之邦 。有的书院不仅藏书，而且还校刊书籍。如王奕的东川山馆，将四书五经， 《春秋左传要旨》《治鉴笃论》等书，门编户列，锓（雕刻印刷）成巨帙。另外葛洪除了办有书院 ，还有印刷书籍的地方，宋版书《蟠室老人文集》至今珍藏南京图书馆。
望族办学东阳的教育文化其实是望族的文化，书院基本上为望族所创，及第进士也以望族为主。尤焴所提及“大家多创书院，作好饭招延名士，以教乡党子弟” ，其“大家”即当时东阳之名门望族，义乌大儒黄溍说此“指石洞、西园、南湖、安田先贤过化之地及金龙四塾而言也” 。当时大家有赵氏、郭氏、蒋氏、陈氏、徐氏、孙氏、胡氏以及后来的许氏、陆氏、卢氏、李氏、张氏，东阳书院十之七八出自以上家族。
南宋以来，东阳望族有“三大宅” “四名家” “五府”之说。三大宅即路西陈宅、长衢郭宅、横城贾宅，以在乡而言；四名家即东李、西乔、南俞、北杜，以在城而言；五府即何梦然、乔行简、厉文翁、马光祖、葛洪府第，以官爵而言。明清，则以卢宅卢氏、巍山赵氏家族聚居最盛。这些家族很多是唐宋时期北方南迁的家族，有很强的文化基因。南宋科举进士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家族。 “三大宅”中，路西陈氏宋代陈德高办有义塾，子孙多进士，明代官桥办有柳溪书院和明德书院。横城贾宅书院兴办未详，宋代大儒王柏曾提到横城贾氏办有义塾，与路西陈氏义塾、长衢郭氏义塾齐名。
长衢郭氏被称“东浙第一家” ，郭氏始迁祖郭瑫唐末在高塘 （今郭宅）施氏家塾教书而扎根繁衍，其后人自南宋绍兴十八年 （1148）始先后兴办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青溪书院、高塘书院、籯金书院、洛阳书院共7处书院，当时“为书院师者，龙泉叶水心也，最后则叶味道也。其访道而至者则朱文公 、吕东菜、魏了翁、陈君举也，外此则陈龙川、唐与政、陆放翁也” ，王崇炳称： “一时大江以南鸿才卓行之士，罔有不至，至则盛其饗，去则厚其赆，留则丰其膳，一时藉藉相傅，以长衢郭氏为东浙第一家，则以德谊公故。 ”明清时期石洞书院、西园书院时断时续，明太学生郭天翔又倡议并集资兴办中兴书院（崇正书院） ，至清末，其族又置有石洞别院，分迁至洪塘的郭氏明朝时办有介丘楼义塾 、蟠龙书院等。
四名家中 ，东李李宅清朝有郭氏名师匾额交对书院、西河李氏有养正书院 ；明末李为任 ，延名师以教子方略 ，冀其成立；顺治丙戌举人李方晋 ，师事赵之屏 ，博通典籍，设馆于家，力学之士负笈踵门者不胜计 ；另外还有松园书屋等家塾 。西乔有乔行简的孔山书院 。南俞宋代有石潭俞氏的鹿山书院 ，清代有岭下俞凤冈的鹤椒书院 。北杜则有宋武状元杜幼节的白云精舍等 。
南宋东阳开五府的葛洪 （办有书院，其名未详） 、乔行简 （孔山书院） 、厉文翁 （屏山书院） 、马光祖 （松山书屋） 有在乡办书院的记载 ，只有何梦然兴办书院情况不详 。而厉氏早在北宋绍圣年间 (1094—1098)就有厉伯诠创夏厉义塾 ，历代子孙先后相继 ，清改夏麓书院。
东阳浚仪赵氏南宋办有友成书院、桃岩精舍，与陆氏合办淇阁书院。明清时期，巍山赵氏有绿漪书院、一轩书院、紫衣山书院、慧业书院、坦然书院等书院义塾 26处，明代城区潼塘赵氏还有潼涯书屋等家塾 。托塘张氏北宋就兴办义塾 ，北宋末年则有公泽书院 ，元有张塘东塾，明有湖溪张氏义塾、托塘遂初精舍，清有雅溪张振珂创忠清书院，重建白云书院。宋代大里蒋氏有南园书院和双溪书院，清代上蒋则有小南园书院，蒋村桥也有敬业书屋。横城蒋氏宋元间有横城义塾，刘基、宋濂等人前来就学，一时驰名江南，明末安儒蒋氏有双峰书院。东阳许氏元代兴办八华书院，明代兴办南阳书院、瞻云书院、彭山书院、群玉山房义塾等。明清时期，雅溪卢氏先后兴建了荷亭书院、雅溪书院、豸山书院、东峰精舍（即岘峰书院） ，卢衍仁倡议建白云书院；明清两朝王村王氏先后办有青云书院、树人堂书屋、蔚文书院、映奎楼书院等，逢吉堂(1841)、佑启堂(1790)、亦政堂(1830)等平时多用作私塾书屋；宋代兴办书院的还有三元徐氏东庄书院、泮东徐氏龟山书院、胡村胡氏静栖书院、白溪朱氏玉溪书院、孙宅孙氏虎峰书院、安恬吴氏安田义塾、根溪陈氏山泽书院……书院的兴办给家族带来直接的效益是登科入仕人员大量增加。如南宋时浚仪赵氏在中兴寺下兴办友成书院，子孙登科者一时为盛。孙宅有虎峰书院，孙邦材延沈焕、钱文子主师席，教育儿子孙礿等，其登科者蝉联。孙礿次子德之辟书斋于居东之桑园，以授子姓，及四方来学之士。孙宅出过孙礿、孙德之、孙元发、孙元风、孙庄、孙澜、孙仲麟、孙仲虎(后迁临海)、孙时学、孙信学、孙继学、孙仲龙等12名进土，书院教育功不可没。
东阳书院义塾之多 ，引得周边各县学人纷至沓来 ，乃至在东阳住了下来 。如绍定元年(1228)，吴德彰自诸暨来石洞书院，返途经石潭，俞有德留馆于鹿山书院，后以女嫁之。吴德彰成了吴良白坦一带吴氏始迁祖，至今人丁繁衍3万，为东阳北江盆地最大氏族。后人创办吴良书堂屋、白坦狮峰书院，有进士吴品珩等，名人辈出，也成为东阳望族。上卢村始迁祖卢宣也是闻“吴宁义塾多致名师友” ，自永康石马访学横城贾氏义塾 （王柏原文贾氏义塾，时蒋氏横城义塾未办） 、安田吴氏义塾、长衢郭氏义塾而来，其孙中武进士，后人办有锦溪书院和多家私塾。
东阳书院的创建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某个官员士绅或财力丰厚的人单独创建。院址一般都选在创建者所在的村庄或附近地方，受惠者首先是其家中子弟及族人，然后才是乡人子弟。书院是家塾的延伸，由一家推及一族，由一族推及一乡，范围越来越大，乃至一邑、一省，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山长叶适在《石洞书院》中曾明确记载： “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 。石洞，郭氏名山也…… （钦止）既而叹曰： ‘吾寒生也，地之偶出于吾庐，非赐余者，吾自可自泰而游！将使子孙勤而学概述于斯，学其可以专，盍使乡里之秀并焉 ？ ’于是庋为书院，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山，示郭氏不敢有也。 ”非常明显，石洞书院虽是郭氏所建，郭钦止拨自家山、良田数百亩，捐献万卷藏书用于养士，但郭氏不敢私有，请名师为山长，令郭氏子孙及乡里之秀肄业其中。由郭氏一家一族推而广之，惠及乡人，其兄弟子孙后代先后出资创办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等7处书院。友诚书院、南园书院等也与石洞书院一样，由士绅创办家塾而推广为乡邑之书院。
二是个人为主倡建，众族人或乡人响应共襄其成 。如白云书院，乾隆间，卢衍仁首先倡议，得张文孙兄弟捐地基，好义人士，接踵联翩，争相捐助，才得以卜吉兴工。
三是乡人合资共建。这是乡村士民要求提髙文化素质愿望的反映。如益三书院在周村王为海倡议下，十六、十七、十八都各村乡民共建，为周边几个村落读书求学的地方。
四是由县令创建，东阳此类书院自明朝开始有记载，带有半官方书院性质。复初书院为万历三年（1575）县令赵善政捐建；文明书院由万历三十三年 （1605）县令郭一鹗置；吴宁书院乃乾隆二十四年 （1759）邑令施廷灿捐俸倡建 ，后改名东白书院 。这些书院虽非官办书院，但有官府背景，常常有官员亲自授课。如东白书院每月有官课师课，邑令李德举亲延师训迪诸生，课文亦必手加评阅。
东阳书院的创建以前两者为多，教育经费由主要创办者捐赠田产维系。学田、学山是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书院兴办，其一应开支多由个人提供，吴崇福续办高塘书院， “凡生道光《东阳县志》中记载的石洞书院徒皆免费供给米盐，教师束修及书院其他一应开支，概由崇福提供” ，因“著录日众，费且不赀” ，吴崇福“自出奁中物 ，裨助无靳色 ” 。创办安田义塾的吴文炳 “积于秒忽之微以饶其资” ， “朝而饭蔬，抵暮才一肉，其自奉为薄也” 。这种个人出资办的书院，必然会造成后继乏资，不得不停办的结果。东阳许多书院后来寂寂无名，大多因为创办人故去而无后继资金，书院山田为他人侵吞，最终无奈停办。事实上，以郭氏之富，书院也多难以为继，高塘书院在吴崇福后便停办了；籯金书院、洛阳书院只留其名，应该是所办时间非常短暂，连创办人之名也被埋没了；石洞书院虽然延续八百年至清晚期，但也是时停时续，不能一以贯之，且再无余力聘请名家前来教授，以至于后来已湮没不闻。
宋景定二年(1261)，蒋沐在其横城住宅西，投资巨额，兴建房屋40间，有大厅一座、左右校舍12幢，还开辟了花圃、园林，成义塾校园。又每年拨出田租一万，充当义塾经费。学生的伙食及塾内的灯油 、雇工月钱杂支，全由蒋沐供给。此后，或因政治打压，或因战乱波及，书院不断被毁坏或停办，而蒋氏后人在一百余年间，坚韧不屈，几废几兴，坚持办学。
为了维系书院的发展和生存，学田学山的置办是最重要的。东阳书院为民办书院，几乎没有地方官府拨田、拨钱，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官员个人捐俸的复初书院、文明书院也随官员离职而消亡，其它民间书院由家族或个人捐私田以供四方学者，立学田以教族里子弟。书院学田一般交给无地的百姓耕种，农家向书院缴纳钱粮，作为书院的经费。此外，学生上学时，也会带些谷物、蔬菜等聊作学费。
东阳并不像杭嘉湖宁绍等富庶之地，也少大商大贾，但出于对读书出仕改变命运的向往，各家族也是尽力办学，所以很多书院是比较朴素甚至简陋的，特别是明清以来，很多书院其实并没有专门的建筑，只是在一些公用建筑如祠堂、厅堂、庙宇内办学，也请不起名师。明清以来东阳大多数书院同一般的书塾蒙馆一样，更多只是教学生一些县试乡试的内容，很少有学术研讨和学术争鸣。道光《东阳县志》（八年本）提及东阳宋元以来不少著名书院， “今存者石洞而已” ，其实石洞书院也已几经兴废，可见书院办学之艰难。
选址布局东阳书院受于山林名胜之地兴建禅林精舍的佛教影响，有“择胜而处”的观念，且木秀可兴文运，水又有聚气、生木的作用，故书院选址多倚山临水、水木清华之地，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礼记·学记》有云： “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书院作为讲学明道之所，儒生聚集之地，其择址既要符合讲学的要求与标准 ，又要满足士人寄情山水的审美理念与人生理想，同时还承载着“兴地脉” “焕人文”的象征意义。山水之间，远离尘嚣，清净幽雅，与寓教化于游息之中的书院文化相适应 。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以山林为依归，强调自然山水因素以及自由讲学 、静修的教育理念 。在自然山林环境中 ，书院择址依山就势 ，利用地形地势，或高或低，或于岭上，或于谷中，或于山麓，掩映在群山翠色之中，使书院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且建筑空间层次也因此更为丰富 ，颇具气势。宋朝的东阳书院几乎全部建设在依山傍水或临水之地 ，如石洞书院、屏山书院、鹿山书院、友诚书院、横城义塾、南湖书院等等。元朝兴建的八华书院位于 “八峰环列，奇胜献华”的胜地，四周山峦连绵，宛若仙境，能使人远离声色名利之场 ，安于学业，静心修身，自然也就成了理学家们所钟情概述的布道之所了。
在书院教育中，课堂讲授仅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平时书院的师生三三两两在山溪间流连于茂林修竹，或谈人生，或谈时务，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基至是更重要的内容。书院教学具有较强的体悟色彩，以自学为主，倡导自由讲学与学术论争，并常采用“游学”方式，使生徒在游中学，边游边学，从而达到寓教化于游息之中的目的。
山林环境，不仅适宜学生看读书治学，还因书院的存在而使此地广为人知，促使许多文人学者前往游学和探胜。如石洞书院，陆游、刘过等人慕名前来。陆游游览书院附近的清旷亭、月峡、小烂柯、高碧岩、壶天阁、石井、飞雪、玉佩、笙鹤亭、药圃、倚剑、倾月、玉泉等16处景观，撰《郭氏山林十六咏》传世。前来讲学的陈傅良，也写有《石洞杂咏》10首。
另外，东阳书院择址亦强调人文历史环境的因素，重视考虑历史文化古迹、名人遗踪等人文因素。白云书院选址于白云洞，该地曾为大儒张志行和武状元杜幼节先后办书院之地，也是大儒许谦读书著述之地 ，又有明兵部尚书张国维于此奉母办精舍教学之地 ，故其出发点便是“以大儒名臣为观仰，则可使兴起；藉云山之幽胜，则可涤市井功利之习，而坚其道义之心。 ”
书院可供人读书、讲学、研究、习艺、游憩等。作为书院文化的物化载体，东阳书院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以祭祀、教学、藏书三大职能为主建制规模，即礼仪场所——孔庙或师位，治学场所——讲堂、藏书楼、书斋，游息场所——园林、射圃。东阳大量书院记中多用“区”
作为书院量词，笔者认为此“区”正体现以一堂两厢为特征的书院建筑类型，即居中为享堂和讲堂，两厢为书斋，整体如东阳传统民居之十三间头。较大书院则讲堂后为藏书楼，耳房作为庖湢，发展为廿四间头形态，甚至多幢建筑相连或独立，外有围墙。
如南园书院，原创时，为“使子若孙师事而聚学” ，是家塾性质的，当时规模不会多大，后来“族闾之士问师受业者”渐渐增加，蒋龚担心“宫室卑庳，闻见浅陋” ，于是崇大屋宇，网罗书籍。建须成堂， “聚书合三万余卷。堂之左师位在焉，右为恕斋，龚藏修之地也。讲肄有舍，宾从有所，庖湢有次。学子至之，脱履如归。石株竹个，如拱如揖，草木生意，轩豁呈露，使人触物有发，无少粘懘。其室西偏则为小学” 。据后人称，房屋达到“数百楹”虽疑有夸大，但至少拥有相当大的规模。其中藏书楼须成堂、祭祀处师位、学生读书处恕斋、老师讲经处讲堂、会客厅、学生和仆人的住宅以及厨房，甚至还有实施初级教育的地方“小学”等一应俱全，另外院中花木、笋竹、泉石、楼阁应有尽有，风景幽美，确是操琴读书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其后裔静海县令蒋持志又在南园书院之西建双溪书院，堆叠假山，挖掘池沼，又在宅东南筑一射圃，并建一亭供吟诵。射圃应该是古代秀才培养人的人格和各种技能的六艺礼 、乐、射、御、数、术的具体学习设施，射圃还有台亭 （今改建致和堂台亭） 。安田义塾追求“燕休有亭，宾射有圃，蔬涤有池，楼以藏书，庾以储栗” ，也有相当的规模。
又如彭山精舍，处在彭山的一个向阳的山坞内，由山门而入，曲径通幽，东边入门，门内为“白云祠堂” ，内悬许谦先生遗像，教师“常率子弟春秋舍奠于其中” 。堂之西为轩，曰“迎宾馆” 。馆前铺石，为弄月台。俯台下墨庄池。轩北为会讲堂，堂后为松风阁，内储书数万卷。 两侧还有一些三合院，应该是山长与教师等人的住宅。排房则应该是学子的宿舍。还有一些连廊和亭阁，以及书院后山多奇松怪石，为师生燕游之所。
书院的供祀活动，带有某些宗教色彩，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祭祀本身就是礼制教育的一部分，通过祭祀先人来教育后人。一般书院没有文庙，但也有专门祭祀孔子的场所。一些书院还有专祠，供祀程、朱、吕等理学大家。还有用来纪念东阳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崇正书院合祀叶适、许谦。
一般书院有一个专供讲学的讲堂。讲课时也没有固定座位，老师坐在堂上，学生们三三两两自由地围坐在旁边听讲。老师自由地讲授，相互提问论辩。著名学者在书院讲学，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影响。南宋时许多著名儒学大师都可以找到在东阳执教的踪迹，如朱熹、吕祖谦、魏了翁、叶适、陈亮、陈傅良、诸葛子能、钱文子、叶味道、沈焕、唐仲友、徐侨、楼钥等。石洞书院讲堂则以紫阳为名，既有朱熹到此讲学之纪念，又体现书院对朱熹的推崇与继承。
从斋舍的取名就可以看出学校的教学理念。徐载叔建义塾于居第之东，积书其间，匾曰“东庄” 。立二斋，左曰四勿斋，右曰九思斋。朱熹《九思斋》 、楼钥《四勿斋》诗分别点明斋名九思、四勿的原因。如瞻云书院讲堂左右有存心、立行两斋，表明书院教育的目标。
文化特色书院因传承文化得以发展壮大，文化以书院为阵地得以传承和弘扬。东阳书院在物质层面上首先体现为数量多，在南宋之际就已经为旁郡邻邑所不及 ，名门望族争相办学 ，历朝历代书院先后相旧时东阳书院的神位长衢紫阳讲堂之印彭山书院形势图概述继，以至弦歌不辍，文脉因承；其次办学规模大，质量高，书院兴办人不吝重金，多方聘名师执教，使得东阳教育声誉鹊起，并久盛不衰；再次，书院建制完备，建筑齐备，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书院在文化传承上颇具特色：
一是灌输儒家理学教育伦理如同寺庙宫观是佛道文化的载体 ，书院就是儒家文化的象征 ，是儒家宣扬其思想价值的主阵地。东阳书院无论其外在环境 、建筑形式，还是其内在宗旨 、教学内容、育人目标都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表现 。无论是对文化的选择 ，还是对文化的传播 ，都形成极具鲜明的个性化色彩 ，构成书院教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阳书院大多是理学人士所建 ，他们以建书院传播理学为理想和目标 ，在书院的发展中留下了显著的理学烙印 。吕祖谦在《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就明确提出要“以孝弟忠信为本”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精华及封建伦理道德的 “五伦” ，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学的最高追求 。他还指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 ”将四书五经作为院生必读之书。东阳书院大多搬取吕祖谦 《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五年规约》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为规约，方逢辰《横城义塾纲纪》 、许谦《八华书院学规》 、张国维《遂初精舍学则》 、王崇炳 《丽正书院学规》也多参照以上规约和揭示 。如方逢辰亲订 《横城义塾纲纪》 ，确定义塾办学以培育人才 、钻研学术、学以致用为主，凡所揭示，一遵白鹿洞规。书院这些规章制度，将儒学文化具体化到书院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借以指导学生并昭示后人读书治学和做人 。东阳人马光祖莅临建康明道书院讲学时 ，作《程子·序)曾称:“登程子之堂，则必读程子之书。读其书，然后能明其道而存于心 、履于身，推之国家天下，则天地万物皆于我乎赖。 ”
二是秉持兼容开放办学方针兼容开放办学形成东阳极具地域色彩的书院文化。朱熹的“闽学” ，吕祖谦的“婺学” ，陆九渊的“象山学” ，陈傅良和叶适所创立的“永嘉学”以及陈亮所创立的“永康学”等，在东阳书院都有讲席，甚至为时人排挤的金华学派唐仲友在东阳马泽桥畔的安田义塾也拥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在东阳书院中学派丛生，精彩纷呈。
对书院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会讲”制度就是因学术活动诞生的，它扩展了文化在书院内部和书院之间、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的传播范围。在石洞书院，办学的郭钦止出于“横浦学派” ，请来主师席的却有“永康学派”的陈亮， “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 “鹤山学派”
的魏了翁等等， “会讲”制度使得各家学派思想碰撞，让学者既看到自身的不足，又看到他人学术思想之长，对学术创新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求同存异，兼取诸家之长。在学术上大多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和坚守所学的精神。
明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传入东阳，在法界书院、彭山书院、明德书院等地，东阳学人纷纷举办各种文会、讲会，以研讨王阳明心学。当时参加人员有学者杜惟熙 、蒋基，进士赵祖鹏、金淛、楼如山等，书院创办人许一元、陈亨同等，也有永康的学者应典等。
求学者也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东阳书院有专人负责招待四方来求学的人。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 ，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 ，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三是躬行经世致用务实思想对东阳书院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吕祖谦、叶适、陈亮，东阳的友成书院是吕祖谦最早教学之地，石洞书院是其与朱熹、陈亮、叶适等人会讲探讨学术的重要场地，而有资料记载淳熙二年（1175）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分歧，吕祖谦组织的“鹅湖之会”就是从东阳石洞书院出发的 。吕祖谦认为治学一定要讲求实用 。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不用，工弗学也。学也无所用，学将何为邪?”吕祖谦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陈亮在《经书发题》中，认为道在日用事物中 ，凡能依时顺势，发言立政，即能实现其安天下之功业，因此，道不远人，道在事功之中。叶适将将经济、事功之学合为经世济民，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 ，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叶适主张讲道义不能脱离功利，否则就沦为疏阔的虚语。东阳学人虽然尊奉朱熹，但不受朱学所囿，重视实践，强调以躬行达用为本，反对空谈义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朱熹的某些论点进行了修正。
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功利之学对于儒学自身的革新是很有重大意义的。
经济层面看，传统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以农业为本，视商业为末技，而陈亮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 ，提倡“农商并重” ，在陈亮眼中“始余闻东阳何君坚才善为家，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 ， “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必有过人者” ，公然称赞商贾富民，甚至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 “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雠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纲之忧” 。东阳成为百工之乡、建筑之乡、木雕之乡，东阳商人和义乌商人后来托起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城，这与当时东阳书院倡导实用理性是分不开的。
精神层面看，这也是浙江学术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包含“义利统一”的价值选择、求真务实的价值目标。崇尚主体性和主体价值铸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滋养着一方水土人文。这是东阳历代文人自觉地担负起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东阳多慷慨之士。滕茂实面对金人淫威，自称“马革裹尸”还；贾廷佐痛恨秦桧投降，直陈“请诛王伦以谢天下” ；李诚之死难蕲州，慷慨陈词“行年七十独欠一死” ；张国维临难犹吟“死去仍为朱氏鬼，精灵常傍孝陵坟。 ”
四是构建杰出人才辈出梯队书院“人”的传递是以书院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载体，通过世代的教育教学和学术活动来实现的。东阳书院的教育者还有许多主动或应邀前来讲经论道的学者，尤其是名家在书院讲学以及书院宽松的教学和学术环境吸引了大批年轻学子前往求学读书。
东阳书院不仅着意栽培执经论道的学者，更着重培养经世致用之才，以致当时许多学子在书院学成之后而荣登科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古时东阳进士中榜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概述学派的思想发扬光大，且世代传承，脉络清晰。就能充分展现学术文化传承的历史文献《宋元学案》来说，书中为988位学者立案，东阳籍学人有41人，这些人员大都与书院关联。
也有人统计《元史》《新元史》《宋元学案》《元儒考略》等4部史籍对元代儒学人物，元代儒学人物籍贯以江南人士为主，而江南儒学又以浙江人数为最多。合计元代儒学人物总 698人，籍贯未详者56人，元代儒学人物籍贯可考的 642人，浙江303人，浙江占全国的 43.4%。金华87人，其中东阳23人，占全国3.3%，可见元代东阳儒学之发达 。宋元时期高塘书院常年学生500余人；横城蒋氏义塾创办十余年，在“砻石”上刻下名字的就有700多人；南园书院屋舍数百楹，学生数可能千数；安田义塾学子也有数百。明清时期，东阳书院数量减少，办学规模缩小，外聘名师减少，很多家塾沿用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也直接造成东阳进士举人人数大大减少，学者人数减少。至清代“即如我婺近年来掇科第者，大半皆肄业省垣之士” 。清同治年间，卢正珩在重建忠清书院时发出 “浙东书院稀少，而人文科第也逊也”之感慨。确实，古代书院之兴废与东阳人才兴衰实在是直接关联的。
兴衰衍变宋元时期，东阳书院发展极为兴盛 。绍兴年间，婺州通判沈旼权称 ： “东阳乃婺之剧邑也，比承贤尹，首兴学校，崇儒重士，诚乃教化之源。 ”可见南宋初年，东阳已经成为金华范围内“教化之源” ，教育事业在婺州八县最为发达 。时东阳士类骈集 ，各抱才气学术，项背相望。或承吕成公之教 ，或从陈止斋 、叶水心为学 。尤焴在南宋宝祐 《东阳县志》也提及： “大家多创书院 ，作好饭招延名士 ，以教乡党子弟 ，诗书讲诵相闻 ，旁郡他邑不及也。 ”也就是说南宋之时 ，东阳的书院无论数量还是规模 ，在当时周边一带也是首屈一指的了。 《南宋教育史》一书统计，南宋著名的书院中最多的省是江西 ，有164所，浙江以 107所次之。福建的建阳以 10所书院居县榜魁首，然后是江西的德兴 9所、万年8所，东阳则以7所书院居全国第四 ，浙江第一。当然，这是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南宋时东阳兴办的书院还不止此数。
以现有资料 ，东阳境内兴办的书院唐代 1处；宋代有石洞 、友成、南园等 30处，义塾17处；元朝有书院 1处，义塾4处；明代有文明书院、明德书院、彭山书院等 29处，义塾5处；清代书院有白云书院等 24处，义塾5处。东阳书院遍地开花，盛极一时，在朱熹、吕祖谦、叶适等巨儒大家的引领下 ，传道解惑，治学育人，成为官办教育机构以外的重要力量 ，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推动了东阳与外地学术文化的交流 ，更成为奉行“耕读传家”
的东阳子弟跨越阶层 、跻身庙堂实力助推 ，为东阳文化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南宋时，东阳书院30所，对应考中进士的达 202名，南宋时金华进士人数 486名，东阳进士人数占金华进士人数的 42%，以石洞书院、友成书院、南园书院等为代表的书院教育对东阳人才培养的贡献可见一斑。此外，东阳书院的讲会、供祀、藏书、刻书等活动之活跃，也堪称中国古代书院之典型。
当时石洞书院经常邀请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探讨学术、交流思想。朱熹先后四次到石洞书院，在此修订《大学章句集注》《诚意章句集注》 ；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也曾在石洞书院、南湖书院等地执教；永嘉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融朱熹陆九渊学说的魏了翁，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也常来石洞书院讲学、研讨。书院的名师讲学、认真问学，勇于创新、不守师说，求同存异、兼取诸家之长，反对空谈心性、注重经世致用，其良好学风在当时也堪称楷模。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石洞书院也成为南宋时期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学校之一。
南宋的儒者多入元不仕 ，退而建立书院，自行讲学。许谦曾在八华书院传道授业 ，亲撰《八华讲义》《学规》 。弟子“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 ，见于著录者千余人，各有成就。
八华书院与开化包山书院、杭州西湖书院、金华正学书院并列为元朝浙江四大书院。王庭槐于八华书院附近道院设义塾，教育四方来学者，人将其与许谦并称“咫尺两贤” 。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 ，书院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成化之后，书院才渐渐复兴，至嘉靖年间盛极一时 。明代东阳书院 27处，明初书院多为元代学者及其传人所创办，如苓谷书院创办人徐道志和山长徐黼曾从胡 㵄游，徐舜文又受学于陈樵。嘉靖以来，杜惟熙、陈亨同、许一元、楼如山、赵祖鹏等人创办法界书院 、明德书院、彭山书院、青阳书院、性学堂等以宣传王阳明心学 。万历三年 （1575） ，大学士张居正在 《申请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强调“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党徒” ，万历七年正式下达 《命毁天下书院》诏书，一时间天下惶惶，讲学者纷纷以设堂祠，避书院之名。期间，长衢太学生郭天翔于嘉靖中购中兴寺废产所置的中兴书院 （崇正书院）亦在毁中，郭多次奔走于官府，赎回书院田产而书院也得以保全。万历后期东阳书院复兴 ，但规模和学术水平已远不如前 ，书院几乎没有名师坐镇 。明代东阳义塾兴盛 ，有“七大义塾”之说，蒋氏有横城义塾 ，张氏有湖溪义塾，吕氏有龙溪义塾 ，蔡氏有泉溪义塾 ，胡氏有白塔义塾 ，陈氏有官桥义塾 （明德书院） ，宋元主要书院示意图概述巍山赵氏有慕和义塾等。
清初为了箝制汉族士民思想 ，以及汲取明季讽议朝政的教训 ，竭力限制书院的建立和发展。顺治九年(1652)，清廷令敕： “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 ，空谈废业。 ”康熙皇帝玄烨羡慕汉族文化 ，重教兴学，书院也就开始发展起来 ，清朝东阳书院25处，乾隆嘉庆时期兴办的约占一半 。这时宋元以来讲求性理之学的书院影响趋弱 ，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开始兴起 ，在东阳最为普遍的则是以考课为主的书院 。科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官学和书院都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 。这类书院的课程已不是讲学，而是考课，以学习专为应科举之用的 “八股文”为主。书院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月进行课考，一般每月两次，定在农历初二、十六两日。两次课试，一次为官课，由府、郡、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一次是师课，由掌教出题、阅卷，书院给奖。这类书院试后阅卷评定等等，发给奖银，与官学别无二样。如康熙年间重建的淇阁书院 ，因掌教赵忠济的离去而瓦解。本来以讲求王阳明心学的明德书院 ，光绪间以获得县令考评为荣 ，至今留在宗谱里的《明德书院具禀请题并求评阅记 》便反映了书院走向没落的史实 。同治光绪年间，东阳书院又涌现了一起小高潮，但似乎这是东阳书院建设的回光返照 ，已经无法改变其最后消亡的命运了。
光绪十七年 （1891）八月初二，清廷发出上谕，各省府州县的书院一律改设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清廷国祚危难 。迫于无奈 ，慈禧太后宣布实行 “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依此规定，东阳属于县，故书院大多改为小学堂，如东白书院改为东白小学（后明代主要书院示意图东白书院宗谱所记光绪壬寅（1902）书院改制东阳中学在东白书院旧址兴办 ），夏渠崇正书院改为崇正小学（后为东阳第二小学） ，巍山的坦然书院改坦然小学，与芝山小学等合并为东阳第三小学（后巍山高中移入坦然书院旧址）……虽然人们习惯上还将这些学堂称书院，但至此，书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清代晚期 ，西风东渐 ，在书院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反映 ，1903年中华基督教会在吴宁镇南街月门里创办育英书院 。这所书院以传教为主要目的 ，引入西方教学模式，只是名义上的书院 ，已非传统书院。
民国初期 ，东阳仍旧流行私塾，一些私塾以书院为名，偶尔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 ，秀才张得书在白云书院开设学塾，招收失学青年，教授国学，其实已经与书院无关了。当时塾师的聘约被称作“关